学子论文]浅谈纪录片《在一起》叙事策略的建构与传达

2019-02-09 09:19

学子论文]浅谈纪录片《在一起》叙事策略的建构与传达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关于“新纪录电影”(New Documentary)的理论与实践,林达?威廉姆斯认为纪录片的职能就在于将真实看作碎片,从而对真实作修补式和碎片式的建构。“新纪录运动”的推崇者认为,一定程度上的虚构,有助于更好地揭示真实。这种追求现实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借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与传统的纪录片观念背道而驰的创作理念一度使得我国的纪录片理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逐渐由对“真实”的绝对崇拜转向对“真实”的认真反省。本文就新时期以纪录片《在一起》为代表的我国的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和价值传播进行分析。

  诚如形而向上的“客观真实”,“真实再现”式的“摹写”无非是一种观察者使主客观相统一的纪录方式。然而这种力图还原真实的再现并不能逾越“合法的偏见”来揭示真实,因为凌驾于历史和文化之上的客观状态是不存在的,观察者的视野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现实,立足于文化背景和个体经验,才能使纪录的结果产生价值和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录片与新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在于它们都认同并沿用新闻真实性的原则。然而纪录片又有别于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新闻,例如纪录片关注人性,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这些选题与关注重大题材的新闻和以主流意识形态来观察事件的新闻专题的价值标准相去甚远。因此,纪录片与新闻交织但却从属于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

  在纪录片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作者或者观察者也在不断地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吸收各种元素,以赋予纪录片更加真实的诠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不同于以往的混合了观察与访谈、旁白与字幕以及人物互动的影片形式的出现——自我反射式(self-reflexive)的纪录电影。这种强调主观作用下的“再呈现”使得作者或者观察者不经意地成为了纪录片的意义诠释者,让纪录的价值远远大于纪录片本身因而更具“历史的深度”。

  阿兰?罗森沙尔曾说“纪录片的作用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和增进人类的了解”,这种观点具体到电影语言,其可视性就在于主题具有普遍意义和社会价值。

  同新闻一样,纪录片的成形依赖于前期采访,然而与新闻追求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本质不同,在新纪录电影的范畴里,采访是一种十分重要并且接近真相的方式和策略,它并非完全要追究事情的本质和真相,而是更多的强调真实的纪录过程,在此过程中, “访问者引导受访者, 提供受访者需要的方向和阻力, 以使受访者的底层灵魂浮现”。 对于纪录片《在一起》而言,寻访HIV感染者的过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自2009年开始,《在一起》以寻访参与电影拍摄的HIV病毒感染者为线索,对涛涛、老夏、刘老师三名主线人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采访和跟踪拍摄,期间不间断贯穿编导与其他采访对象的谈话及互动。

  作为贯穿全片主题的线索,采访的作用毋庸置疑。在电影的这一部分,采访不止于成为展现受访者的思维个性的一种途径,更演变成一种手段, 用来呈现各种证据,以此达到劝服观众并赢取观众情感认同的目的。

  长久以来,我国的纪录片受困于政论宣传和道德教化,这些偏重于政治话语建构的题材类型在主题指向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在我国早期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话说长江》中,解说加画面的手法贯穿始终,链接山水、递进结构的途径是量贩画面读解式的旁白,编导用巍峨的山、潺潺的水、翻滚的浪来传达国人追根溯源的情怀而非藉由缩写为个人或者人物关系的典型的故事化讲述。

  无可辩驳,宏观的叙事策略有助于承载国家意志,传达群体意识,它回归集体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却也模糊了个体的独立意识,与现实社会相疏离。而微观的叙事策略往往重视叙事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它观察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以及人物命运的走向,擅用多线索、多场景、多人物的穿插模式来展现纪录主题。

  回顾《在一起》的拍摄过程,在不断交织重复产生的情感中,导演赵亮遵从纪录片的创作原则,试图运用多线索的叙事策略,以尽量客观的视角来完成故事化的主题讲述。无论是聊天记录中采访者示以感染者同情的卡通表情,还是丽丽摩娑着手中的红绳讲述“终止生活”时的绝望悲苦,甚至于QQ群主“爱不完”对于男同性恋者习以为常的“性乱”生活的平静释然,老夏复发的皮疹,还有涛涛敏感地一度不敢把筷子放进锅中,以及因为得到陌生人拥抱而激动到落泪的感染者继续举着“我是艾滋病人”的横幅向路人宣传防艾知识……无可否认,这些经过导演选取结合的声音、画面因为内容真实,情绪饱满完整,不经意间营造出了纪录片之于观众的煽情式氛围,让观者有如当事人和事件参与者一般感同身受,也正如大多数的“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电影(尽管《在一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反射式”纪录电影)追求的主题表达一样,观众可以在这些细微之处明显地觉察并且体悟导演刻意彰显的主观诠释与自我反思。

  关于电影意象,存在多种说法和解读。它可以是生活中的实物,也可以是人类思维中的某种抽象体验,或者是对于故事叙事中的一种情节建构,也可能是关于人物命运走向的某种传达和暗示。在西方,对于“意象”的一种普遍的认同即“意象”是“image”或“imagery”的对等词。人们认为 ,“意象是在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这种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因为它引导观众从一个更加立体并且趋于多元的角度来看故事,体味并思考影像背后的深意。对于纪录片而言,这种蕴含哲理式的趣味体验对观影者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尽管纪录片强调记录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这依然无法避免纪录片创作者对于故事主题的某种“偏见”式的掌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纯粹的客观真实缺失生存的土壤,时至今日,这种在西方早已盖棺定论的对于纪录片真实性原则的“讨伐”已无再次辩论的意义,在电影《在一起》中,类似的带有主观意图的引导式的镜头随处可见。

  影片中,出于隐私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多数感染者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要求对其进行面部遮挡。当镜头横摇至已经被雪模糊了的城市时,“丽丽”的声音逐渐清晰,导演特立独行地运用低角度仰拍镜头进行采访,尔后,“丽丽”开始陈述。诚然,当采访进入到这一环节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类似的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出于对感染者的理解和同情的纪录方式在电影中随处可见,但是对观众而言,这种明显地植入了创作者主观意图的视角独具吸引力——因为它促使人们发现细节,在探寻纪录主题的同时建构并理解电影背后强烈的人文观照。

  如果说低角度的仰拍方式体现了创作者对生命尊严的观照,那么之于局部特写的意象的展示则阐释出另一种关系——人物不自觉地陷入被平静和悔恨缠绕的怨念之中。影片对于HIV感染者紧张畏惧的弱者心态捕捉恰到好处,例如“丽丽”在叙述当下生活时,不断摩挲着一枚卡有别针的红绳(不排除导演对于观众的客观引导因素),在镜头的特写下,那种鲜亮的红色显示出关爱却又隐喻着一丝不安——被别针卡住的,是今后的生活——“终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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